仅仅十年的职场生涯

突然意识到，我已经毕业 10 年了，确切来说从 2013 年本科毕业进入职场以来到 2023 年年末已经 10 年又 6 个月。

去年开这个博客的时候，其实就有把十年的工作总结列在选题列表里，结果开了博客之后东写西写，差点把这个时间点错过了。趁着明年的年历还没启用，紧急把这个选题写了吧。

说是工作总结，但其实从具体工作层面，也没有什么好像外人总结的。因此，我就来总结一下我的工作理念的演进吧。

先说说我过去十年的工作经历，我的工作经历大致可以如下划分：

1. 2013 年初到 2016 年末 – 在一家金融中介公司工作，职位分别是科技媒体记者、编辑、主编及兼任的投资经理。
2. 2017 年初到 2017 年末 – 在一家科技媒体工作，职位分别是编辑、执行主编。
3. 2018 年初到 2020 年中 – 一家互联网大厂的研究员。
4. 2020 年中到 2021 年中 – 创业，或者说 Gap？
5. 2021 年中至今 – 回流那家互联网大厂做研究员。

这其中，每份工作都还是给了我很多成长得空间的。

最长的第一份工作，它正好覆盖了中国互联网创业和一级市场投资最泡沫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时代。对于我这样北京市属混子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来说，能有机会在 FA 公司一周刷上百份商业计划书（比如滴滴的早期BP）并且和徐小平、吴世春等投资界大佬近距离学习，是仅属于那个时代的机遇。

在这段经历的过程中，我主要收获的是对商业世界的迅速认知，这个奠定了我后续一些写稿和思考的基础。可以说，这份工作其实才是我真正的“大学”，而我原本的大学知识到目前为止，我是没觉得有任何在工作中用到的地方。

然后第三份工作则是开启了一个与第一份工作完全不同的领域，作为一个企业下属的社科类研究院，我在这里建立了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的基础思考框架（不敢说学术素养），叠加上我第一份工作学到的东西，让我能够写出目前为止我最被读者所熟知的《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垄断的困境》和《互联网与中国后现代性呓语》。

这三篇作品在真正的科班人士看来是不符合学术规范，在学术上不够严谨的哗众取众之作。但我想说的是，国内严谨的网络社会学研究对互联网的观察非常落后和偏狭。中国互联网的许多问题在社科领域的研究，比如寡头垄断、零工经济、网络沉迷、低俗文化等，都带有严重的”替罪羊理论“问题。即将互联网头部公司塑造为主观邪恶实体。

但如果你读过这三篇就会意识到，事情绝非如此。互联网公司作为人构成的组织，是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一部分，其想要做、能够做和正在做的事情如个体命运一般受外在因素制约。许多行业之恶，绝非”主观故意“，反而是“客观必然”。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缺少互联网行业内视角的严谨学术作品，可能不如带有一点学术色彩的互联网商业分析更有价值。

扯远了，不过这个确实是两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收获。

但比起这个，我更想聊聊的是我自身工作伦理上发生的变化。所谓工作伦理，其实就是“为何而工作“。

按照我目前迭代的版本，我只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工作。

我工作伦理的变化，发生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在第一份工作行将结束的时候。

进入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应届生，又进入了一个一级市场投资这么 Professionalism 的行业，其实是非常惶恐的。因此在职业生涯的最初两三年里，我强迫自己以一个非常职业化的状态来面对这份工作。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在这份工作中收获很多。但后来，比我的职业化先崩溃的是一级市场里天使投资这个业务。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公司高速扩张，钱多的搞实业投资，虚假融资，欠薪半年，公司倒闭，股东与创始人撕逼等一系列大戏。可以说，我在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短短四年里，经历了一次微型的康波周期。我完全知道了形势变好时会发生哪些事情，也知道了形势变差时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大概在即将离开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个人的努力是拧不过时代的趋势（或者周期）的，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看来，当疫情来临，当大互联网行业面临危机，当整个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之所以能在外人看起来十分有余韵（甚至敢在疫情期间裸辞）。不过是因为我比同龄人早了 5～6 年经历过这一切。

除此之外，当时公司里有一个富二代姑娘，在她离职的时候和我们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喝酒，说了一句话给了我特别大的震撼：

“我家虽然不富裕，但是还没沦落到要和这些 SB 做同事的程度”。

这句话给我的启示有两点：

1. 保守估计她家比我富裕十倍（我只是普通的有房北京人家庭），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多富”，这让我意识到人对自身财富的认知是有偏差的；
2. 即便是她在觉得自己没有多富足的情况下，她在面对 bullshit job 的时候仍然斩钉截铁的选择了 fuck off。这让我意识到财富对人生幸福是有影响的，但似乎并非线性或对数正相关；

有些情况下，甚至对于城市阶级来说的大多情况下，放弃一些钱反而会让人更幸福。

这为日后我进入“为兴趣工作”这一工作伦理的状态埋下了伏笔。

我工作伦理的第二次动摇，来自于第三段工作经历中，我 leader 的离职。

在她离职的时候，我陪同她去公司一位已退休的联合创始人那里，最后一次汇报该联创亲盯的一个项目。

在这次半告别半汇报的见面中，这位联合创始人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现代社会，一家公司只是一个人人生中的很小一段，每个人也只是一家公司发展中的很小一段，两方基于自由的选择而在特定的时期相伴一段时间，这是一件好事，但之后如果不再又交集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看，我作为公司创始人，我都很早就退休了，我也不能打包票就陪这家公司走到最后。”

这段话虽然是为了安慰当时因各种别扭而离开的我的 leader，但却像当年第一份工作里那位富二代姑娘一样再一次点醒了我。

尚不奢谈社会主义社会，最起码在资本主义社会，选择被谁剥削是劳动者的自由。这虽然听起来消极，但却也是过去几百年人类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所争取到的仅有硕果之一。如果你甚至没有随时退出的自由（和准备），那么你和老板之间就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而是封建或奴隶制社会中的主奴关系。

我是从这一刻起意识到，现代人完全没有必要为工作上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和生活。工作永远只是人生巨大拼图中的一块而并非全部，它无法也不应当成为人生拼图的全部。

但在此时，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焦虑，即失去一份工作，会失去在世界上立足之地的这种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焦虑，于是我干脆辞职了——那是 2020 年中，也就是疫情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

辞职最初想的是创业，创业的事情也确实做了一点点，但最后因为原先设想的业务没能走上正轨，而逐渐从认真创业变成了 Gap。但在这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从我刚投入工作开始一直笼罩在头上的那种“不工作就会死”的压迫感，居然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规训。

简单来说，就是在现代社会，你只要受过高等教育，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积累，一点点人脉，一点点技能，一点点想法。能做做自媒体，写写稿子，做做咨询，或甚至能拼拼缝，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收入真的为零。

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尝试把眼界向下看，你还会发现廉价的衣食住行和娱乐生活几乎唾手可得。具体来说，在抛去房租的情况下，在北京 2,000 元一个月可以过的非常舒适。因为，我在 Gap 的一年里，平均月支出就是这个数字了。

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姑且算是高薪（毕竟有 6 亿人收入小于 1000，对吧？）但没攒到钱的前 7 年职业生涯，以及那种围绕工作安排生活的人生轨迹。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关注到拼多多、快团团、快手直播、临期商品、转移支付对物价的影响。或者说……“五环外”，没有滤镜的，县城的，乡村的，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我发现我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更有可能是假的。

作为一个北京人，且在毕业后接连进入了金融、传媒和互联网行业的我的小前半生，仿佛一个楚门的世界。

这个楚门的世界可能看起来非常美好，甚至它是一个围城，无数“小镇做题家”终其一生的梦想就是进入这个虚假的泡泡中，但作为城中人的我是一直想要逃离的。

因为身处这个围城中的人，无外乎是落入了另一种操控之中，付出着与城外人不一样的代价和痛苦——为各种身份标签焦虑，为各种中产智商税埋单，为莫名其妙的流行趋势消费，为失业续不上保单和私立医院的会员担忧，为高昂的学区房和国际学校付出他们子女可能一辈子也赚不回本的投入。

这也是我第三次的工作伦理动摇与改变：人也许根本不需要按照社会引导你的样子去工作，你所想象的美好生活，可能只是基于信息差构造的精美骗局。

内耗的城市青年想要逃离大厂，逃离北上广，追逐着田园牧歌诗与远方。内卷的小镇做题家想要远离家乡，想要定居一线，想要一份能在玻璃房子里喝着咖啡打电脑的体面工作。

每个人都在追逐着别人的噩梦生活，梦想中的样子一旦实现就会变得枯燥乏味甚至令人生厌。如此这般让每个人都不停的动起来，便能为更抽象的现代性系统注入源源不断的运转动力。

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决定了只为兴趣工作之后，扫清了各种传统意义上的职场焦虑（包括发展、薪水等），发现觉得自己之前的岗位似乎还是有些值得继续做下去的价值，刚好原公司邀请我回回流，于是就在 2021 年回流，到了现在。

这些发现与思考加上之前的职场经验，促成了之前三篇长文的完成。但其实在 2023 年，本应还有第四篇文章的发布，这篇文章将系统性的讲述人为什么只应为兴趣而工作，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的第一篇除了“是什么”，“为什么”还想提出“怎么办”的稿子。

但因为今年是疫后的第一年，我报复性的出差、调研和旅游，让生活变得十分忙碌。再加上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情绪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我搁置了那篇已经 3 万字的半成品，决定再看一看这个世界。

暂时，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