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垃圾分类，真的失败了吗？

最近，一篇知乎回答¹又在社交媒体和一些微信群里流传开来，标题大概是说上海的垃圾分类已经失败了。

这篇回答的核心论点，我总结下来大概有三条：

1. 技术万能论：现在的垃圾焚烧炉技术已经极其先进，什么都能烧，效率高、污染小，所以前端分拣价值不大。
2. 前端无用论：居民辛辛苦苦分的类，到了运输和处理环节又被混在一起了，纯属折腾人，是“形式主义”。
3. 产能过剩论：一些报道指出，上海的垃圾焚烧厂现在“吃不饱”，垃圾不够烧，这不就反证了整个分类体系的荒谬和失败吗？

这些观点层层递进，逻辑自洽，再被一些营销号配上几张真假莫辨的图片，很容易让人觉得“原来如此”，并转发附上一句“早就说了”。

如果我不是之前写过一个和循环经济相关的小册子，做过上海地区一些垃圾再利用行业从业者的采访，我也信了。

那本小册子 2023 年写的，说实话写小册子的时候我和这个知乎的答主一样对上海的垃圾分类充满质疑，因为当时已经过去 4 年了，再加上疫情凶猛，我以为这事儿早就翻篇儿了。

但在与那些“收垃圾、卖垃圾”的从业者交流时，我听到了一个与广为流传的“失败论”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位做废塑料回收再生的老板，用近乎亢奋的语气告诉我们：

“2019年以后，上海的‘货’，质量是全国最好的。我们收货，就像买大宗商品，最怕的就是品质不稳定，量也忽大忽小。上海强制分类之后，我们收到的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通常指饮料瓶）塑料，杂质少，打包规范，量也稳定。以前我们得到处去求货，现在感觉供应链一下子就顺了，成本下来了，生意好做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从产业后端反推前端的逻辑。

回收再利用行业，本质上是一门制造业。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丢弃的“垃圾”。如果一个制造业的从业者告诉你，某个地方的原材料“量大、质优、价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地方的原材料生产和初加工环节，也就是我们普通人参与的“垃圾分类”，一定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是终端处理厂“吃不饱”的窘境，还是回收企业“买得爽”的欣喜？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情绪化的“感觉”，而是需要把垃圾分类这件事，放回到一个更宏大的系统里，从技术、政策和数据中寻找答案。

“吃不饱”的焚烧厂，是分类成功的勋章

我们先来拆解那个最有力、也最容易让人误解的论据：垃圾焚烧厂“吃不饱”。

这个现象确实存在。《财新周刊》在2023年末的报道中就明确指出，经历了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垃圾焚烧厂产能过剩，部分焚烧厂已经“吃不饱”。这听起来确实像是政策失败的直接证据。

但问题在于，“吃不饱”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再产生垃圾了吗？显然不是。是因为垃圾分类失败，分出来的东西没人要，最后还是被一股脑拉去填埋了吗？恰恰相反。

焚烧厂“吃不饱”的，是“原生生活垃圾”，或者说“末端处理垃圾”。一个城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大致可以分为几股流向：一部分在源头就被回收企业直接拉走（比如你家楼下收废品的师傅收走的纸板和瓶子），一部分通过分类体系进入专门的回收处理渠道（湿垃圾、可回收物），最后剩下的，才是需要被焚烧或填埋的“其他垃圾”（干垃圾）和有害垃圾。

焚烧厂，吃的主要是“其他垃圾”。

那么，上海的垃圾分类，到底有没有减少“其他垃圾”的总量呢？我们来看数据。

根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最新的官方数据²，自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

• 可回收物回收量，从政策刚实施时的约 4000 吨/日，增长到 2024 年的超过 7973 吨/日。
• 干垃圾清运量，从 2018 年的 2.15 万吨/日，降至 2024 年的 1.72 万吨/日。
• 湿垃圾分出量，从约 9000 吨/日，增长到超过 1.2 万吨/日。
• 有害垃圾分出量，也实现了数倍的增长，达到了日均 2 吨。

这四者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本应混在干垃圾或其他垃圾里被送去焚烧的几千吨、上万吨“料”，被成功地分流了出去。可回收物进入了再生循环体系，变成了再生企业的“原材料”；湿垃圾被制成了肥料或沼气，实现了资源化利用。

结果就是，上海每日需要末端处理的“其他垃圾”总量，出现了显著下降。这才是焚烧厂“吃不饱”的直接原因。

换言之，焚烧厂的“饥饿”，恰恰是源头减量和分类分流成功的标志。这是一个由“成功”引发的“新问题”，而不是“失败”的产物。

除了供给减少之外，“产能”也在提高。因为在同期，上海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从 9 座增加到 15 座³，焚烧能力由 1.33 万吨/日提升至 2.8 万吨/日，也就是处理能力翻倍了。

那么，既然预见到垃圾总量会因分类而减少，为什么还要建设那么多焚烧厂，导致今天的“产能过剩”呢？

这涉及到城市管理者在固废处理上的一个终极目标：“原生垃圾零填埋”。

垃圾填埋的危害无需多言，侵占土地、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是所有现代城市都力图摆脱的宿命。要实现“零填埋”，就必须确保焚烧厂的总设计处理能力，能够覆盖掉所有需要末端处理的垃圾。

上海在规划焚烧产能时，对标的是一个“最坏”的情况：即在所有人都努力分类后，剩下的“其他垃圾”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为了彻底告别填埋场，焚烧产能的规划必须适度超前。当垃圾分类的效果远超预期，“其他垃圾”减量效果拔群时，“阶段性产能过剩”就成了一个必然结果。

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相比那些还在为垃圾围城、填埋场不堪重负而头疼的城市，上海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议题：如何优化和管理这些先进但“吃不饱”的焚烧厂。

今天的焚烧技术，还远不是“万能神炉”

驳斥了“产能过剩论”，我们再来看那个更具迷惑性的“技术万能论”——反正炉子厉害，什么都能烧，何必费劲分类？

这种论调，犯了一个典型的，脱离实践空谈理论的错误。

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确实很强大。但它的强大，体现在对“合格燃料”的高效处理上，而不是对“一锅乱炖”的无差别消化上。

垃圾被送进焚烧炉，本质上是作为“燃料”存在的。燃料好不好，有两个关键指标：一是热值，二是稳定性。

• 热值：一公斤燃料能发多少热。如果把含水量高达80%以上的湿垃圾（厨余垃圾）混在干垃圾里一起烧，就像往一堆干柴里掺了一盆水。不是不能烧，但为了把它烘干并点燃，你需要消耗额外的燃油或天然气作为“助燃剂”。这在经济上是极不划算的，也违背了垃圾焚烧“变废为宝”进行发电的初衷。把湿垃圾分出去，能大幅提升入炉垃圾的平均热值，让燃烧更充分，发电效率更高。
• 稳定性：燃料的成分不能太复杂，否则会产生各种难以处理的污染物。比如，废旧电池里含有重金属，一旦入炉，这些重金属会随着烟气排放，或者富集在飞灰里，形成更危险的固废。废旧塑料（尤其是含氯的 PVC 材料）在不充分燃烧时，是“二噁英”这种世纪剧毒物的主要来源。

知乎回答中提到的通过工艺改进减少垃圾焚烧时的二噁英是真的，但垃圾焚烧并不只产生二噁英一种有毒物质。如果垃圾不做干湿分离就一股脑的倒进炉子里，还会有垃圾焚烧渗滤液二次污染的问题。

所以，实际情况是，如果你不进行垃圾分类，你甚至不知道你会烧出什么有毒物质。

把这些有害垃圾、可回收的塑料、厨余或湿垃圾提前分拣出来，对于焚烧炉来说，相当于提供了更“纯净”的燃料，能从源头上大幅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降低后续烟气、液体、固体处理系统（成本极高）的压力和风险。

所以，垃圾分类，对于焚烧厂而言，绝不是“多此一举”，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燃料预处理”工序。它能让焚烧变得更经济、更高效、也更环保。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知乎上那种“炉子牛逼随便烧”的说法，更像是一个文科生答案，因为恐怕任何一个搞化工的都不会把自己的工作这么简化，毕竟我们又不是用核熔炉来焚烧垃圾。

至于“前端分类、后端混装”的指责，在政策推行初期，由于运输和处理能力未能完全匹配，确实在部分地区、部分时段出现过。但将其描述为一种普遍和持续的现象，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抹黑。

今天，上海已经建立起了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链条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颜色、不同标识的专用车辆，在规定的时间运输到不同的处理设施。

这个相信每个长居上海的朋友都会有体会（抱怨），毕竟几乎每个被垃圾分类困扰过的普通人，都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定时定点扔掉的垃圾在后端被混装。

如果有大规模混装情况，那前端费劲分类的居民早一个电话举报了。

“完美答案”之前，就不做题了吗？

聊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基于当下的数据、产业反馈和技术现实，上海的垃圾分类，即便有诸多不完美，但距离“失败”二字，相去甚远。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垃圾的流向，提升了资源回收率，并为末端处理的提质增效创造了条件。

但是，我想把讨论再往前推进一步。

我们先承认一点共识，从普通居民的立场来说，应该没有人主动想要费时费力的进行垃圾分类。

这个事情大家都能理解，上海人恐怕也不是能从垃圾分类中体会到劳动的快乐。所以，如果有一种技术解决方案，可以让人完美的回到以前丢垃圾的模式——想怎么丢就怎么丢——那一定是最完美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知乎回答里，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判。

也就是说，从更长远的历史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来看，动员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人力，去让每一个人在垃圾桶前“训导”自己，可能是一种终将被取代的“徒劳”。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未来被一种更优雅、更高效的技术方案所颠覆。甚至先不提完美的焚烧方案，在“必须垃圾分类”的前提下，一些技术也在给出“完美的垃圾分类”方案。

比如，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视觉的垃圾分拣机器人。在一些先进的资源回收厂里，垃圾被平铺在传送带上，高速摄像机进行识别，强有力的机械臂以人眼难以企及的速度，将不同材质的瓶子、纸张、金属精准地抓取出来。理论上，只要这种流水线的处理能力足够强、成本足够低，前端的分类要求就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只需要把非常有害的垃圾（电池等）单独分出来，剩下的“干湿合体”直接交给机器处理即可。

再比如，材料科学的进步。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费劲回收塑料，是因为它便宜、好用，但又极难自然降解。但如果有一天，一种新的生物基材料被发明出来，它的性能和成本与传统塑料相当，但在自然环境中可以在几个月内完全分解，那么“白色污染”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上，这种进步正在发生。大家还记得几年前被全网吐槽的纸吸管吗？遇水就软，体验极差。但今天，新型的 PLA（聚乳酸）等可降解材料制成的吸管，在硬度和耐用性上已经与塑料吸管相差无几，成本也在快速下降。从纸吸管到 PLA 吸管的进化，就是技术在解决自身问题的绝佳案例。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这场声势浩大的“垃圾分类人民战争”，更像是一种在“终极技术方案”尚未成熟落地之前，用社会管理和公共动员的方式，去填补技术空白的“过渡态”。它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技术最终会解决一切，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徒劳”地做着这些“当下”的努力？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跳过这个阶段，坐等那个完美的“技术奇点”到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决定论”陷阱。

我们都相信技术会进步，但我们永远无法准确预言，那个能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究竟何时能够真正成熟、普及，并具备经济可行性。

AI 分拣机器人很酷，但要把它的成本降低、量产，然后部署到全国成千上万个社区和转运站，需要多久？5 年？10 年？还是 20 年？

可降解材料很美好，但要让它在成本和性能上全面取代每年数亿吨产量的传统塑料，需要多久？这背后涉及到的是整个石化工业体系的重塑，其难度不亚于汽车的全面电动化。

在那个完美的“技术戈多”到来之前，我们有一段漫长得可能超乎想象的等待期。在这段时期里，垃圾依然在海量地产生。如果我们选择什么都不做，放任自流，结果会怎样？

结果就是，垃圾围城可能会从一种恐吓式的预言成为现实。

在此类问题上，公众的舆论，或者说作为普通人的个体认知总是在两端摇摆：我们有时会认为类似“垃圾围城”这样的环保议题是西方阻碍我们发展的 propaganda。但另一方面，如果真让你家门口的景观河变得像恒河一样“神圣”，你又不乐意了。

所以自从我知道了上海很多小区里，真正去做垃圾分类的其实是就住在小区里的本地爷叔和阿姨，我反而觉得上海的垃圾分类真的是起了个好头。

因为，普通人确实不需要关注垃圾围城，不需要关注气候变暖，也不需要关注这一切究竟是拯救地球的必须途径还是政治正确的宏观叙事，这些都不是普通人的义务。

我们就让自己每天能看到的地方，比如自己小区，搞得环保一点，干净一点，就足够成功了。

知乎回答原文：

1. 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08542016717068054/answer/1919339884096759233 ↩︎
2. “新时尚”变好习惯 上海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率达5%，
   http://sh.people.com.cn/n2/2025/0520/c138654-41233007.html ↩︎
3. 上海垃圾分类5年：生活垃圾日均焚烧能力由1.33万吨提升至2.8万吨，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4/06-29/10242947.shtml ↩︎